高考成绩在六月的鬼雨中呼之欲出。有一位同初、高中的学弟总算得知了成绩，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的名次。失望是肯定的，但那多了些什么的情感，他也不可能对我一个外人吐露心声。但那些感情，我略知一二。

少年稚嫩的人格即使不值得他人顾盼，但同样迫切追求尊重，虽身居果壳之中，也自以为是宇宙之王。这种稚嫩在我看来不讨喜，但我深知我这以丑恶之心看待美好事物的习惯，故也不敢声张。况且，他简直就是我的翻版，至少在性格上是姑娘般顾影自怜，虽说少年因无知而生的勇气给那可恨的情感减轻了不少道德谴责，但我仍无法原谅那比我更高一丈的嚣张气焰。而我和他的像，从结局上看，也为这貌似楚门之世界外的观众狠狠地出了一口气。

可我一向谄媚，对每个人都爱摇摇尾巴以表忠心，对某个人语气的微妙转变而惴惴不安，对任何人嘴角的上扬沾沾自喜。他说要考川大了，我讪讪地笑着。川大纵然不错，高山仰止的老师总是不少的，资源不少，硬件一流，只是因其要兼顾的因素太多，难免鱼龙混杂，导致其民国的风骨损耗殆尽。装修精良的厕所永远飘荡着浓重的氨气味、尿池前永远是一滩让人无法立足的尿迹、餐桌前留着的一堆骨头、对欲望的急切满足，其骨子里流淌着的那一丝野性的血液，可见一斑。

他问我一些百度即可知的问题，我细细作答。在闷热的教学楼，又恰逢考试周，思路难免堵塞呆滞。不知何处的杯子落下，在我耳膜上抓了个大大的口子，突然间豁然开朗，问其为何不留在浙江，开始劝说他：男儿不必行走四方。

突然，我意识到了我灵魂中那名之黑色幽默的梦魇，其实早就将我拖入深渊了。“为何不留在浙江”，这是她一直质问我的。既然我不能上浙大，为何不安于浙江一隅，在浙工大或是浙财安心做一个逐渐被同化的人。我会有很多朋友，学习压力会小很多，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我向往的东西，我会在周末、节假日和她一起旅行，而不是现在每天站在阳台上坚贞地守望。我说不爱我之所学，也许是因为我真的不爱，也许是因为那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以及叛逆心理的映射，也许是我对自己每日心理暗示坚信不疑的自欺欺人。评论那些挣扎在热爱与现实中的人时，我肯定会近乎无理地谈他们的能力与阶级，揭露他们看似美满的幻想后丑陋的自我安慰和被多巴胺驱动而编出来的慌。可对我自己的鞭笞，却无法下手。我深知自己的无能，一方面不敢嘲笑自己批判自己，一方面又批判那不敢嘲笑我自己的怯懦。批判那不敢批判自己的情感，嘲笑那不敢嘲笑自己的情感，矛盾与可笑，又是黑色幽默的漩涡。

我们都觉得，我们生命中的爱情若没有分量、无足轻重，那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总是想象我们的爱情是它应该存在的那种，没有了爱情，我们的生命将不再是我们应有的生命。我们都坚信，满腹忧郁、留着吓人的长发的贝多芬本人，是在为我们的伟大的爱情演奏“Es muss sein！”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事已至此 ，这是我想起这本书上的这句话后跳出来的一个词，此后挥之不去，在我耳边萦绕。不知为何，这个词像丧礼前请法师来念经时的嗡嗡声令人眩晕，像一滴沉重的雨点打在我心上、粉身碎骨。它和昆德拉所说的 es muss sein(非此不可) ，对于我有近乎偏执的相似，但所谓的我，也只是现在的我。

想学比较文学，但何为比较文学，我又知之甚少，那不过是印随，是我最喜欢的那篇散文里的一笔：“他带病赴港学习比较文学”、“如今，书写已和献祭发生关联”、“福寇”。也许我对某些事物的向往不过是一团在黑黢黢的水面或玻璃前看到的自己灵魂的虚像；不过是川端康成在《雪国》中一直渲染的，列车窗上映出的少女低头之温柔。那少女最后在隐喻之火中欣然赴死，正是他在厌恶这纷扰的世界前，向世人昭示的，虚像，因为虚幻的掩饰而变得楚楚动人，但究其本质，仍是那丑恶的东西。我看到的那迷住我眼眸的，不过是丑恶的SYA。

我曾为一篇文章而痴狂，整日背诵其章节，但显然记忆至今，已剩下不多了。就像我时常质疑自己，看过一本书，不求甚解，只愿留下那本书对我情感的磨洗，而不顾其是否化为了可由言语来形容的感情。艾德勒、范多伦说，“一个人如果说他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但说不出来，那通常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是红着脸看这句话的，但转念一想，爱因斯坦不就说过，他时常为把自己脑海中天才的思考转化为文字而烦恼。我究竟是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还是普罗大众？答案很显然，但我选择暂时搁置，以后再谈。

毕竟，事已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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