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下午是我教的TP课的期末答辩。一共6个小组，就他们这个学期做的工作做一个展示，我和老师坐在台下给他们评分。每个组10分钟时间，加上5分钟的问答环节。课后，我和老师一起对了一下我们的打分，最后给每个组确定了一个成绩。

TP是法语“Travaux Pratiques”的缩写，意思是实践课，是在传统老师授课之外的一个补充，给大家布置一个大的实践项目，每次TP课上集中讨论和实践，老师也会参与进来。在这门课上，我们给了学生10篇论文、4个主题，让他们读论文、复现算法、然后分析结果。

背景

我一直蛮喜欢教学的。在新国大的3年，每年我都会当助教。助教有分“前台”和“后台”（容我冒昧地分一下类），后台助教不需要和学生接触，主要帮老师出考卷、批作业，而前台助教的主要工作则是给学生上习题课、带学生做项目。我们这些在非头部环境成长起来的中国学生，在高压的竞争氛围里过了10年，题目倒是做得不错，但是往往十分欠缺与人打交道的能力，而在国外又多了一层语言障碍，因此对我们来说，前台助教是一个十分有挑战性的工作。此外，前台助教因为要和学生打交道，花费的时间、精力往往远大于后台助教，但是因为这种“隐形时间”无法统计，所以学校的做法就是干脆不纳入统计，最后在工作时间上，常常与后台助教相近，落得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下场。因此，绝大部分博士生都不愿意去当前台助教。为了解决教学资源的极度短缺问题，学院每年都会以额外工资的形式，付给一些博士生更多的钱，让他们承担更多的教学责任；也会设立更高额的奖学金项目，只是要求获得者每年都要教学。当然了，新加坡政府如此精明和实际，所有利益的分配都会严重倾向于本国人，这种拿更多钱的事情，往往只会落在新加坡国籍的博士生头上。

因为我们的奖学金只要求我们完成80个小时的义务教学，而我在博士的第1个学期就做了120个小时，因此我之后完全可以不去当助教了。但是，在这3年里，我一直做的是前台助教————给学生上课、带学生做项目，有时还会给学生批作业。我是一个做事情很认真的人，对自己要求也很高，不愿意将就，所以常常备课很久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也会把自己上课的情况录下来，回去对着录像复盘改进。虽然做这些助教工作，学院会按照工作时间给一定经济补贴，但这微薄的收入与我的付出完全不成正比。

我听说过一些故事：助教在每周的课上给学生放录像甚至干脆请假，又为了讨好学生，给他们期末打满分。学生们看自己不需要上课还能拿高分，自然开心地在对该助教的教学评价反馈上打高分。因为高分的评教，学院惊呼一定要留下该人才，于是授以该助教更高的奖学金，以求其继续教学。说这个并非谴责该助教，我知道这种情况是现有考核规则和制度下的产物，该负责任的是那些设计和维护这个体系的人。

话说回来。我愿意做这个事情，一方面是因为我想要借此机会让自己与年轻人多接触。人一直都是社会的动物，是社会性让人成为人。智人从来没有尼安德特人聪明、强壮，智人能够灭绝尼安德特人，靠的就是他们惊人的社会性。与人联结，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需求。我很享受将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借助上课，输出给比自己年轻的学生；我也很享受与他们的交往。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比较喜欢独处，对我来说有一个小小的社交圈就好，不需要也很讨厌到处交朋友。教学这个行为，其实是让我能够戴上一副面具，在一个既定的体系、框架下，与他人产生联结。这种联结不涉及利益，只是纯粹的知识、经验的交流沟通，大家对彼此都没有实质的期待和要求，因此也没有压力。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想要多多体验。我的人生哲学一直是体验，在很多随笔中也能看见我或显式或隐式地表达着这种理念。体验的目的是塑造自己的记忆、赋予自己做选择的自由（这是一个非常存在主义的表述……）。体验新事物，实际上是在试探自己的边界，而只有不断地触碰自己的边界，才能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

触碰边界为什么重要呢？对我们来说，困难的从来不是“如何做好这件事”。“如何做”只是一个技术问题（technical problem），解决技术问题是不会因为一个人聪明一点或者笨一点就产生差异的，至多只是花费时间长短的问题。真正困难的，是我“想不想做好这件事”。之所以“想不想”很重要，是因为就算“如何做”是一个总能解决的技术问题，但是解决任何问题都是需要代价的，一个普通人不可能有足够的能量去解决所有遇到的问题。因此每一次选择都需要权衡利弊，思考这是否值得我这么做。而这种“想不想”的关键就在于，我是否了解我自己，换句话说，我的边界在哪里。

教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的、有挑战性的体验：我体验了，发现还不错，而且这种体验每次都能给我带来不一样的发现，所以我到现在还在一直做着。

观察

因此，这次到法国来，老师问我他们可以帮助我什么，我说我想给学生上课，老师便给我安排了。我以为会是像我在新国大一样，每周给学生上课，但是实际上我要做的是在开篇说的，带学生做项目，参与他们的讨论。

我原本以为，法国的学生，他们没有在中国这么压抑高压的成长环境下长大，思想也更加开放包容，应该会很“聒噪”、“轻浮”吧。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大家都很沉稳、认真，甚至在与我的沟通中有些羞涩。具体来说，在每一周的课上，学生组成不同小组，研究他们的课题，有问题便找我和老师讨论。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们自己在钻研问题，我和老师常常在最后无所事事，以聊聊家常结束。这和我在新国大的经历完全不同。在新国大，我经常遇到学生问我“蠢问题”，很多问题其实只需要查一下就能找到答案；新国大的学生也很应试，往往只会在临近考试的时候，对我发起密集的问题轰炸。

这可能和法国和新加坡的培养体系有关。我听闻，新加坡最好的3所大学的录取率有将近40%，也就是说，10个新加坡考生里，有4个都能去他们最好的大学。更别说他们中成绩最好的，已经受到政府资助，前往欧美上学了。

而法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很特殊，分为两条线：大学体系、工程师学校体系。法国高中生可以非常简单地进入大学，基本上没有任何压力，而工程师学校则非常难进。首先，只有10%的高中生有资格进入预科班，在高中毕业后，要进行为期2年的预科阶段的学习，在法国有专门的工程师预科学校供学生就读。2年后，他们才能参加专门的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最后根据排名，不到5%的人能够进入工程师学校。我听实验室的法国同学介绍，这个考试的规格很高，每个人都要去巴黎参加，每个工程师学校都有自己的笔试、面试考题，所以需要选择参加哪些学校的考试。这位同学第一次没有考上，“复读”了一年，才在第3年考上了现在的学校。（当然了，在中国，只有1%的人能上985大学，法国学生的“高压”对我们来说，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中国甚至新加坡，“工程师学校”是一个类似于专科的称呼，大学才在鄙视链的顶端。但是在法国则是完全相反，工程师学校站在鄙视链的顶端，上大学才会被人“看不起”。我还记得新加坡的朋友和我说，新国大对面的新加坡理工学院（Singapore Polytechnic）是一所理工学院而不是大学，即使是新加坡最好的理工学院了，在找工作时还是会受到严重的学历歧视。但是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是法国毋庸置疑最顶尖的学校，“只有天才才会去那里”，我的法国同学和我这么说。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实。

所以，当我看到那些削尖脑袋挤进工程师学校的前5%法国学生，表现得沉稳认真、又有一丝不经世事的羞涩时，好像也没有这么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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